再引申一下我对李牧光所说的那句自我评价：假如我这人的优点是还有点儿底线，那么缺点却是底线偏软，随便被什么外力一捅，往往便汤汤水水、乌七八糟地漏了一地。既然不仅低而且软，那么再奢谈底线不仅形同放屁，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和李牧光的那番对峙反倒令我更加明确了这个道理，因此受他之命去说服安小男的时候，我尽量把自己调整成了漠然的、就事论事的心态。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被安小男的情绪所蛊惑。
随着北京路面的大拆大建，上地那地方几乎变得令我认不出来了。原先窄小、坑洼的柏油路被大幅度拓宽，路边新增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建筑，有一栋大楼竟然像是正在缓缓降落的飞碟。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把总部搬到了这里，原先的那些近郊农民则摇身一变成了房东，和新迁入的外来者们既互相羡慕又互相蔑视着。安小男所在的那幢写字楼显得旧了一些，但他的办公环境却经过了扩充和改造，面积达到了一百多平方米，俨然是个相当正规的跨国企业驻华办事处了。毛玻璃门上悬挂着李牧光公司的名头，屋里的空间分成两块，一块仍是联通着美国仓库的值班室，另一块则是“产品研发部”，还新雇了两个技术员，在安小男的带领下对监控设备做进一步的调试。
我推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安小男正举着一只摄像头，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解着什么。这场面倒令我对完成任务有了信心：看起来他仍然是很在乎这个饭碗的。而当安小男扭过头来，我们的见面还是不免尴尬——毕竟相互冷落了不少日子，这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了。
我搓了搓手，讪笑道：“正好到这边来办事，想到好久没见你了……”
“我挺好。”安小男僵着脸说，“你也挺好？”
“瞧瞧你，真像个领导了。”
“卖出去的产品得做售后，李牧光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又找了两个帮忙的。”安小男放下手里的东西，抄起工作台上的外套说，“这儿太乱，咱们到楼下的咖啡馆聊吧。”
“不用专门招待我，给我杯白水就行……”
他却没理我，径直领我走出了办公室，来到电梯间。铁门合拢，短暂的失重感从下半身袭来，他忽然又说：“我怀疑那些人是李牧光派来监视我的。”
员工和老板之间互相提防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才会苦了我这个中间人。我感到自己就像三明治里的那片奶酪，在两块面包之间夹得紧紧的，横竖躲不过被咬一口的厄运。而酝酿好的那些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了。
在咖啡馆里坐定之后，安小男直接抛过来一句：“你也是李牧光请来的吧？”
他再怎么不通人情世故，但果然还是个聪明人。我坦诚地点了点头，反问他：“你真在调查李牧光？”
安小男没说话，这就等于了默认。
我说：“何苦来哉呢？”
“最开始就是因为好奇吧。”安小男说，“你也知道我这人有点儿……怪癖，对什么事儿都爱刨根问底。”
我问到了关键性的地方：“那么你掌握了什么……信息了吗？”
安小男清脆地嘬了一记牙花子：“很抱歉，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他那警惕的样子，明显是彻底把我当成李牧光的人了。我脸上红了红，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我知道你眼里揉不得沙子，特别有原则和——道德。我这个人呢，没什么骨气，但是非好歹还是分得清楚的，所以能和你做朋友，我感到很荣幸。但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世道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又能怎么办呢？跟丫死磕吗？那好像也改变不了什么。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当斗士的，我们要吃饭，我们的家人也要吃饭，能当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爹就已经不容易了。让李牧光他们那些人富去吧，反正他们黑的是全国人民的钱，平摊到咱们头上顶多相当于俩钢镚儿掉下水道里了，不值得心疼。再说个你举过的例子，咱们学校电脑城楼顶上的那圈儿灯，它就算不合格，大楼不还在那儿戳着么？可见个人觉得天大的事儿，其实并不影响世界照转……”
“处在你这个位置，当然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安小男突然打断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李牧光那样的人祸害到我们头上会怎么样？谁能承受得起啊？”
“你……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安小男说：“上次参加完你婚礼之后，我也用你的话劝过自己，但事情随后的进展让我忍不下去了。你知道他在H市的厂子选定了哪块地址吗？就是我妈现在住的那片宿舍区。政府早就想要拿那块地方开发房地产了，正愁找不到由头，恰好他的项目就来了。他们的计划是把附近几平方公里的民房统统拆掉，一小部分用来建科技产业园，其余的都盖成商品楼往外卖。至于以前住在那里的退休工人，只能被赶到郊区的安置房里去，那里基本上就是一片孤零零的荒地，连公共汽车都不通，上医院要徒步走上十几公里。这些老工人招谁惹谁了？他们苦哈哈地干了一辈子，许多人都落下了一身病，结果却像没用的牲口一样被赶出家门自生自灭……而这都是因为李牧光……”
原来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大约安小男想做的事，是找出破绽并停掉李牧光的投资项目，从而保全那一片老宿舍区。我躲着他的眼睛，继续找着说辞：“拆迁的事情对你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你现在的收入不低，完全可以给你妈在H市城区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哪怕就是接到北京来也行，这边的医疗条件更好。如果手头实在紧的话，我还可以替你去跟李牧光谈谈……”
“但我们家的那些邻居呢？”安小男再次打断了我，“我能管我妈，谁来管他们呀？我爸死得早，我妈的身体又不好，自从我们退掉了以前的房子，搬到那片宿舍区，就一直受到邻居们的照顾。记得高考之前我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折了腿，还是邻居们用三轮车把我拉到考场的。现在我是不为钱发愁了，但却把他们抛下不管，这道德吗？”
安小男再次说出了“道德”这个字眼，但这一次，质问的对象却变成了他自己。他的手臂横放在桌子上，面前那杯一口没动的咖啡里，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他的眼眶也空洞地撑大了一圈儿，好像突然坠入黑暗之中的夜盲症患者。这时我的心里已经很清楚，对这个状态的人是没法“讲理”了。或者说，我这种人根本没资格与他理论。
可是李牧光不容我退缩回去。我今天出门之前，还接到了他的电话：“等着你的好消息。”然后他又对我说，美国移民局已经开始对他和林琳的婚姻进行核实审查了。于是，我换上了那种饱含感情但实则无赖的口吻：“安小男，我对你也不错吧。”
“你对我有恩，这我忘不了。”他简短地说。
“那么我求你为我考虑一次，就权当是你报答我了好不好？”在羞愧和感伤的双重情绪下，我的嗓子居然哽咽了。这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在进行某种夸张的表演呢？我本人也说不清楚。接着，我就把我表妹林琳和李牧光的那场非事实婚姻告诉了安小男。如果李牧光不高兴了，便会把林琳送进监狱，他真有这样的权力，也有这种狠劲儿。讲完之后，我又补充道：
“林琳你还记得吧？这么多年以来，只有一个女孩曾经表示喜欢过你，那就是她。”
安小男半张着嘴，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是个不情之请，也知道我的要求不那么……道德。”我接着说，“但我实在没办法了。今天这件事提得太突然，我不指望你能现在就答复我，只希望你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记着有我这么个朋友，好吗？”
说完，我就低下了头，看着自己面前那半杯咖啡里的涟漪。水波一圈又一圈儿地扩大，仿佛地球正在蠕动。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这样的波纹总是预兆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危险，比如将会蹿出一头恐龙，或者火山快要喷发了。然而很遗憾，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当我恍然地抬起头来，安小男还是我对面那个木然的安小男。我们的世界未曾发生任何改变。
我叹了口气，欠起身来叫服务员结账。但这时，安小男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下。他干哑、迟疑地开了口：“有件事我也一直想告诉你，但始终没说……是关于我爸的。”
我疑惑了一下：“我见过他的照片……”
“搬到现在那片宿舍区之前，我们三口人住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家属院儿里，我爸是那单位的土木工程师。”安小男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声如锉铁，但音调悠远，“记得十岁以前，家里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福利好，房子大，更没为钱犯过难。因为有个设计方案受到了省里领导的表扬，我爸很年轻就被提拔成了公司的副总，但没想到厄运从此就来了。以前他只管埋头画图纸，并不过问工程的具体进度，但进了管理层之后，却发现公司的几个领导没有一个不贪的。他们把钢筋的标号降低，用来路不明的劣质水泥代替品牌货，居然连地基的深度也敢改，克扣下来的钱都揣进个人腰包里了。那些人还拉我爸入伙，表示可以把赃款分给他一部分，我爸不敢答应，他们先是笑话他傻，后来还集体排挤他……这也好理解，假如所有人都在贪的话，不贪的那个就破坏了生态，成了众矢之的。为了避开这些人，我爸提出不再参与公司层面的决策，回到原来的岗位上继续画图纸，但那些人仍然没放过他……后来终于出事儿了，他们公司承建的一个会展中心发生了垮塌，砸死了几个工人。事故的原因是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可那几个领导却买通了监察部门，还走了上层关系，硬把责任扣到了我爸头上，说是他的设计方案不合理导致的。我爸被就地免职，还被公安局的人监控了起来，死者的家属也一天到晚上门来闹，说要让他一命还一命，我和我妈连家门也不敢出……”
咖啡杯里的涟漪忽然停了。安小男的身体离开了桌子，直直地靠在了沙发座的椅背上。他闭上了眼睛，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漫长的几秒钟之后，安小男重新开始说话：“刚才讲的那些，是我后来才听说的事实。而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爸时的情形。当时是晚上，我正趴在厅的餐桌上做奥数题，看见我爸打开他书房的门走了出来。自从出了那件事，他在几天之内老了十几岁，连头发都白了大半，在日光灯下银光闪闪的。我抬头望望我爸，没敢说话，我爸却破天荒地朝我笑了笑，低头看看作业本，问我学到了哪一课，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没有。我就一道题接着一道题地对他讲了起来，他歪着脑袋好像在听。等我讲完了，我爸忽然俯下身子抱住了我，问了我一句和数学题不相干的话。他说：他们那些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道德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听不懂，当然没法回答，而我爸说完，就慢慢地走出了家门。他走得弯腰驼背，连头也没有回……二十分钟之后，单位保安敲我们家门，告诉我妈，我爸从十九层办公楼的顶端跳下去了。”
说到这儿，安小男再次闭上了眼，如同正襟危坐地睡觉。无需他再做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甚而可以说终于明白了他这个人。他爸那句关于“道德”的感慨如同天问，在安小男的心里种下了缠扰毕生的魔咒。从此他一直致力于求解那道难题，仿佛一旦解开，父亲就能死得其所。
“刚开始我和我妈一样，恨的只是我爸生前的那些领导和同事。但后来渐渐就变了，我觉得我爸所说的‘他们’并不是那几个具体的人，而是世界上的所有人；我爸讲到的‘道德’也不是一件事情上的对与错，而是笼罩着整个儿地球的神秘理念。但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又会被人轻而易举地忘却和抛弃呢？一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哭，一说到这个词我的心就会发抖，在我看来，我爸不是死于自杀也不是被人害死的，他是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宏大谜团殉葬了……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曾经求助于历史和人文学科，可最后还是失败了。你还记得我写过的那篇文章吗？我在里面说中国人已经没有道德可言了，但那只是在承认失败，是为了让自己认命。其实我不是那么想的，因为那种痛彻骨髓的感觉仍然存在。在没有道德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人为了道德而疼痛呢……”
这时，安小男神态毫无过渡地变得暴烈，他的一只手还在胸口撕扯着，手肘撞到了桌角发出闷响，使得咖啡中的涟漪变成了海浪，热腾腾地泼了出来。接着，安小男便哭了，头两声凄厉如狼嚎，被邻桌的两个女孩惊异地看了一眼之后，就变成了汩汩不息的呜咽。他的眼泪在脸上奔涌着，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这人几乎完全失控了。我赶紧掏出张钞票压在杯子底下，走到桌子对面，试图扶着他站起来。我们撕扯挣扎了一会儿，才踉踉跄跄走出了咖啡馆。马路上是明朗的艳阳天，铺天盖地的光线之中，卡车扬起的尘埃像海里的微生物一样漂浮着。一家饭馆里走出了三个同样脚下拌蒜的男人，他们中的那个胖子喝多了，正豪迈地发表演讲，呕吐物就顺着他的嘴汹涌地漫过了胸膛。一个小个子男人被胖子夹在腋下，同病相怜地对我投来一笑。
“怎么有人活得那么容易，有人就活得那么难呢……”安小男已经哭得浑身抽搐了起来，两脚在路面上毫无方向地漫舞着。
我没再和他说话，近乎坚忍地把他架回了“监控室”里，扶到窄小的单人床上躺下。那两个小伙子关切地过来询问，我把他们都推了出去，反手拉上了门，将安小男关在了里面。整理着被他浸湿揉皱的外套往外走时，我突然想，随着这次说任务的结束，我和安小男的友谊也可以寿终正寝了吧。不管他以后是继续与李牧光为难，还是因为我而隐忍下去，都不是我能够管得了的事情了。我们已经互相摊了牌，他不可能再对我这种混混儿高看一眼，我也无法理解一个幼年丧父之人的创痛。我们从骨子里就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之后，我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安小男这个人。在我看来，他虽然口口声声地宣称着“道德”，然而他是否能对这个词汇做出一个哪怕是个人主观意义上的定义呢？恐怕是做不到的。他敌视李牧光的“道德”和本科时怒斥商教授的“道德”是一码事吗？这两者是否又和他拒绝银行行长的“道德”一脉相承？安小男想必给不出答案。“道德”让他在二十年来备受煎熬，却又在他的脑海中长久地面目模糊。虽然他曾经用他那理科天才的大脑去剖析研究过它，但归根结底不过是被他爸死前的一句感慨蛊惑了、催眠了。按照我惯有的那种嘲讽性的、自以为世事洞明的思路，安小男的生活可以被定义为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而我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从几声苦涩的冷笑中重新获得轻松。
但我没能做到。夜已经深了，窗外的天空静谧、幽深，连风的声音都没有。孩子吃饱了奶，和保姆睡在隔壁，小张正靠着枕头看书，脸色在台灯下分外光洁。在这安详得暄软的氛围里，我却感到了浩大无比的悲怆，仿佛肉体以外的东西都被震成了粉末。
随后的几天，我到一家贵金属商场卖掉了李牧光送的金锁，又将一份还没到期的理财产品赎了出来，然后把那些现金换成了美元。如果安小男真的和李牧光决裂的话，那么我应该提前为林琳做打算。据我所知，美国请律师打官司是很贵的，这点儿钱恐怕还是远远不够，但我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这么多了。
然而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风平浪静，并没有什么突发消息传来。一个多月以后，一直没跟我联系过的李牧光终于打来了电话，他的腔调又恢复了原先的志得意满：
“还是你行，帮了我的大忙了。”
李牧光告诉我，根据多方打探以及安插在公司里的“眼线”的汇报，安小男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他的调查。不仅如此，安小男的工作态度也比以前更加任劳任怨了，每天除了监视仓库，就是坐在电脑前废寝忘食地调试修改那些监控器材的操作程序。随着他从李牧光的心腹大患变回了左膀右臂，量产版的跨国保安系统定型在即，而H市那片厂区的兴建计划也通过了主管部门的审批，只等着半年以后正式开工了。“现在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以前那些居民不想搬走，纠集起来静坐示威了几次。但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美国人李牧光居然引用了两句毛主席诗词，“这些小打小闹能成什么气候？在你们国家，政府决定的事情是不能阻挡的，大不了抓几个判几个，推土机就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接着，他专门提到了我的表妹：林琳已经拿到了婚内绿卡，一年多以后就可以升级为独立绿卡，有资格在美国定居下来。届时他也将信守承诺，和林琳离婚。至于我，他表示已经和H市内的一家文化公司达成协议，拍摄一部宣传他这个“华人企业家”的专题片，并请我担任导演：“费用你可以随便提。”
“另请高明吧，我手头还有俩别的片子没剪完。”我说。
“你挂名也行……我就是想谢谢你。”李牧光故技重施地说，“你要不答应就是看不起我。”
“那不敢，我他妈配看不起谁呀。”我不由自主地衰颓了下去。
与我相反，李牧光的声调陡然高亢了起来：“你也不必跟我打马虎眼，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我的钱来得不干净，觉得我这人不那么……道德，对不对？这些我都承认，但我还想向你说明一点，钱来得不干净不等于用得不干净，更不等于以后永远来得不干净。佛教里不是还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还有西方那些倍儿光明倍儿灿烂动不动就绷着块儿维护普世价值的国家，不也是从羊吃人从奴隶贸易干起来的吗？所以别纠缠于我以前干了什么，还得看看我以后会干什么。一直以来，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项目，把手头的钱投到光明正大的生意里去，我亏过本也被人骗过，现在总算抓住了机会……当然这还得感谢安小男。为了生产监控设备，我已经注册了新公司，等它一旦开始盈利，我就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会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
李牧光说得如此诚恳，如此梦幻，仿佛手中握有不容辩驳的信念与真理。但我的脑子更乱了，同时还感到了累，累得连听人说话都成了一种莫大的负担。我嘟囔了一句：“随你大小便吧……反正我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了。”说完便挂了电话。
就此，我与安小男和李牧光都断了往来，而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没再打搅我的生活。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放弃了“体制内”的身份，从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中心跳槽到了一家才上线没多久的视频网站。新东家并没有给我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制作经费，但却不会粗暴地干涉我的拍摄题材。很多过去一直酝酿着的构思终于得以实施，居然在小范围内获得了不错的声誉。与此同时，我的儿子也在茁壮成长，当我在外地拍片子的时候，小张会打开结婚时安小男赠送的那套微缩版的监控设备，让儿子在摄像头前为我表演种种人类奇观：翻身、打哈欠、乱哭乱叫、第一次坐立，第一次尝试爬行，第一次学大人做鬼脸……
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想起那两个曾经的朋友。半年的时间一眨眼便快过去了，H市的科技园是不是即将正式动工了呢？看来老宿舍区已经无可避免地面临拆迁，而安小男终于没有做出让李牧光担心的举动。他是彻底无能为力了呢，还是被我说服了？我的“恩情”能对他起得了那么大的作用吗？也不知为何，我总是隐隐觉得我们三个的事情还没完，就像人已散曲未终，仍然有一股潜流在我们之间流淌，酝酿着冲出地表的爆发。
虽然早有预感，但那一天终于来临时，还是让人猝不及防。当时是中秋节前后，我正带着剧组在江苏拍摄化工厂排污造成的海鸟灭绝，突然接到了李牧光的电话。这一次，他一句寒暄也没有，劈头就问：“安小男去哪儿了？”
我反问他：“他不是在你公司上班吗，你问我干吗？”
“他跑了，一个招呼也没打，我让人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李牧光咬牙切齿地说，“说实话，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的？”
我突然火了：“你他妈什么意思？他在的时候你找我，他不见了你还找我？我又不是专业给你擦屁股的。”
“反正我要是出了事儿，你表妹就别想在美国待下去了。”李牧光又骂了句脏话，摔了电话。
我一头雾水，同时心里窝火，但还是从手机电话簿里找出安小男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没通，一个电子娘们儿告诉我：“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这之后的两天，我心里一直都是惶惶然的。而到了第三天，小张突然也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她还没开口却先呜咽了两嗓子，然后喊叫着让我立刻回家。
我还以为是儿子生了病呢，便道：“别怕别怕，有事儿慢慢说。”
“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要不就是安小男，他干吗要连累你？”小张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到底怎么了？”
小张顺了几口气，才把事情说清楚。原来就在刚才，有三个东北口音的男人来我们家敲门，声称是网站派来给我送月饼的，没想到小张才一开门，他们就闯进屋里来，不仅把每个房间都逛了一遍，还恶狠狠地问我们“把安小男藏到哪儿了”。这几个男人虽然没有身穿整齐划一的黑西装，但是有的剃着个大光头，有的领口底下露出一根龙或者带鱼的尾巴，看起来很像“道儿上”的人。小张自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抱着儿子只是摇头。好在小区的物业恰好上来收物业费，他们才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费了好大口舌让小张放心，又建议把她姐叫到家里住两天，总算把她安抚下来。随后我又给安小男打电话，但仍然是停机。这个时候，我已经猜到了什么，便克服着烦躁又给李牧光打，没想到他的电话也关了，听筒里传出一片忙音。
两个人都找不着了，让我像没头苍蝇飞进了微波炉，沉浸在随时会被烤熟的危机感之中。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也无心干活儿了，草草让大家收了工，把自己憋在宾馆里坐一会儿，卧一会儿，又打开电脑到网上溜达一会儿，总之是安生不下来。一晃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一条已经被转发了两万多次的微博辗转出现在我的页面上，标题像所有热门消息一样耸人听闻：贪官家族转移财产，芭比娃娃惨遭肢解。内容则是一组连环画似的高清照片，图中的男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侧对着镜头，只露了半张脸；他从货架上搬下了一箱玩具，拿出里面的数十个芭比娃娃，然后粗暴地扭断了她们的脊椎，导致她们的胳膊腿散落一地。从娃娃们的腹腔里，则掏出了一捆一捆的钞票，估摸是大面额的美元，此外居然还有十来根金条……图下配了说明，指出这组照片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仓库里拍到的，照片里的主人公名叫李牧光，身份既是美国人，又是一名东北国企退休领导的儿子。我又放大一张图片看了看，在右下角的角落里，发现了截屏过程中留下的时间标记。照片拍摄在几个月以前，正是李牧光对安小男最为寝食难安、提心吊胆的那个阶段。具体时刻则是中国的黎明、美国的傍晚，仓库里的美国搬运工人已经下班离开，中国电脑屏幕前的安小男又还没有上班。在不是人来人往就是被摄像头严密监控的仓库里，只有这段时间是个空档。
微博是用“天眼”这个网名发出的，一经推送便呈几何级数扩散。网友们除了一如既往地调侃、骂街，还人肉出了李牧光及其家人的各种背景资料，并推理再现了他们利用玩具贸易洗钱的全过程：随着我们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强，领导干部的账号已经被严密监控，这使得他们不敢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金融渠道大摇大摆地转移资产，手里的钱也成了烫手的山芋；比起那些把现金在家里堆积如山、放到发霉的贪官们，李牧光一家的手法倒是独辟蹊径，他们在国内把钱和金条塞进了即将出口的玩具体内，再把这些玩具的批次和箱号告诉李牧光，一旦在美国接了货，剩下的事情就方便了。这么干不光安全隐蔽，而且还省去了被洗钱机构抽头的烦恼呢。
不出所料，安小男终于“出手”了。李牧光费尽心力地要挟我去说服他，只不过把事情往后拖延了不到半年而已。H市的科技园用地应该还没有正式开工吧？考虑到这桩丑闻的恶劣影响，那个项目八成是会被临时叫停的，老宿舍区从而也避免了拆迁。至于跑到我家去找安小男的那些男人，我倒认为不太可能是李牧光指使的，而是他爸或者哪个气急败坏的叔叔伯伯所为。他们这么做，当然是想用威胁的方法逼迫安小男删掉微博，但这个想法却太幼稚，太不了解今天的互联网了。一条信息只要发出，就会和它的主人毫无关系，它更像是游弋在宇宙中的一颗彗星，到底是在茫茫的时空里销声匿迹，还是天崩地裂地把地球撞出一个大洞，都不是人能够决定的了。
而我随后的一个反应，则是得赶紧去一趟美国。在事情的连锁反应里，林琳是那条被殃及的池鱼，就算救不了她，我也要看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