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以来，最多中国人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了。无数有志之士像不远万里前去交配的信天翁一样飞越太平洋，摇身一变成了遍地精英或者遍地土鳖。然而“去美国”这个行为却又存在着一个悖论：最多人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最难去的地方，甚至要比越狱还难。因为那里不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我申请下来护照之后还得到大使馆面前，结果没聊两句就被“毙”了，原因是我声称前去游览，却说不出几个风景名胜，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要看湖人队的比赛”。对面那洋人和蔼地告诉我：
“在家看转播吧。”
但我总不能告诉他们，我表妹马上就要坐美国的牢了，我是去试图营救她的。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头儿更活该，他被儿子儿媳叫过去看孩子，可提出申请理由的时候不说“我孙子在美国”或者“我孙子是美国人”，而是说：“美国人是我孙子。”这种故意颠倒的语序让精通中文的签证官大为不爽，随便扣了顶“有移民倾向”的帽子便撵了出来。
老头儿一边往外走一边愤愤地说：“孙子才想当美国人呢。”
经此一拖，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期间我着急上火，又给安小男、李牧光和林琳轮番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却一个人也找不着。我还开车奔波几百里，去了一趟安小男在H市的家，可把门拍得山响又在楼道里守了大半天，也没见着半个人影。后来还是一个穿着秋裤出门倒垃圾的邻居告诉我，安小男好像悄悄回来过一趟，连夜把他妈接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就没人知道了。
“他是不是欠债了？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个东北人来找过他，模样凶得很。”邻居唏嘘道，“这孩子小时候多老实啊，怎么看也不像出格的人……”
我无法解释，便岔开话题又问：“这片儿不拆迁了？”
“你也听说了？拆迁公司都进驻了，但又突然停了。”穿秋裤的大叔说，“为了这事儿，我们还在楼道口放了挂炮呢。”
微博事件正在飞速发酵，不久之后网上有了正式的消息，李牧光他爸已被“双规”并接受调查，而他本人却凭借美国国籍继续逍遥法外；由于中美两国尚未签订引渡条款，流失的国有资产被追回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条新闻也让人们对那些给外国人当了爹的官员们产生了更大的愤怒。到了那年冬天，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我拐弯抹角地联系上了同样定居美国、正在波士顿“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供职的前女友郭雨燕，请她把我塞进了一个“文物保护考察团”的名单里。于是再次面对签证官的时候，我的理由就变成了“到你们国家看看我们的宝贝”。
也是有缘，在这个考察团里同行的还有一位故人，正是历史系的商教授。此人与时俱进，最近靠“歪批历史”从电视明星转型成了网络红人，因而轻佻的风格愈演愈烈。自打坐进飞机的头等舱，他就招猫递狗地和空姐打哈哈，唯恐别人认不出他来，浪费了胸前那杆“万宝龙”签字笔。听说我这个过去的学生混成了导演以后，他还屈尊纡贵地莅临了一帘之隔的经济舱，和我探讨了许多90后才感兴趣的时新话题，并隐晦地暗示我，可以把范增、余秋雨和他并列在一起，拍摄一套名为“当代大儒”的传记片。
飞机已经升空，我们的屁股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看着这位在三万英尺高空乱舞的恩师，我蓦然生出了何似在人间的荒谬感。商教授侃得兴起，我忽然打断他问道：
“您还记得安小男吗？”
“记得记得。”商教授热忱地呼应着我，“也是媒体圈儿的对吧？我还看过他对文怀沙做的访谈，问题问得特犀利……你们是不是老管他叫小安子？”
除了外号，没有一样对得上的。我苦笑了一声，没再搭茬。谁想商教授却又反过来问我：“对了，你们那些同学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牧光的？”
我瞪大了眼睛：“是啊，您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商教授摆了摆手，脸上浮现出一丝高深莫测的得意，“前些天突然有网站的‘推手’发过来一条微博，让我转一下，说的好像就是国企领导往海外转移资产什么的。现在这种事还真吸引眼球，我和别的几个大V动了动鼠标，一转眼就成了新闻，听说还在东北那边揪出来一个窝案……又过了一阵才知道那个李牧光以前也是历史系的学生，可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啊？”
“他从来没上过课。”
“怪不得。”商教授又说，“后来他们家的亲戚还找到了我，说要给我十万块钱，让我把帖子撤了。”
“您答应了吗？”
商教授昂了昂下巴，愤慨地说：“这些蠹虫——居然想用一点小钱想收买我，我有那么无耻吗？”
万里奔波到了美国，落地之后的行程倒是非常简单。我们被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博物馆亮了个相，就算完成了出资机构的任务，此后的时间尽可以自由玩耍。商教授在国内当够了华威先生，到了美国却执意“追求内心的宁静”，非要到梭罗隐居过的瓦尔登湖去“度过一个沉思的午后”。他这么一提议，其他几条大尾巴狼纷纷响应，而我则趁机脱了队，先去找郭雨燕。
我的前女友如今住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小农场里，她每天要开车去“downtown”上班，是她的白人老公接待了我。这个富裕农民长得像个结结实实的肉球儿，大脑袋下面连接着一根名副其实的红脖子。他大概听说了我和郭雨燕以前的关系，对我的态度热情而又存有芥蒂，一再套我的话，还警告我不要对“swift”存有什么念头。可见中国人在美国的名声也不怎么样，几乎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代名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在中国一样。我被问得泼烦，便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回答他说，我和郭雨燕不仅现在很清白，而且当年也很清白，“连睡都没睡过一觉，就原装出口到你这儿来了”。
那家伙登时放心了，居然还说：“多么遗憾。”
然后他邀请我一起进行他最喜爱的运动：端着双筒猎枪到他的农场里去打土拨鼠。看到那些可爱的啮齿类动物刚一探头就被轰得血肉模糊，我实在是胆寒肝儿颤，而郭雨燕的老公却兴奋得又蹦又跳，简直像个迷恋暴力的呆傻儿童。他还请我喝了地窖里封存了几十年的波本威士忌。
好容易等到门外传来停车的声音，郭雨燕从一辆巨大的凯迪拉克汽车里跳了出来。朱颜辞镜花辞树，她也和我的大多数女性同龄人一样，不可避免地显老了：小狐狸脸上涂着厚重而斑斓的妆，变成了刚遭了三昧真火的狐狸精；一对大胸倒是越发蓬勃，可惜看不出肉的质感，分明是用钢丝撑起来的。
她进门也不看我，径直搂着丈夫响亮地接吻。我则直言不讳地用中文问道：“你怎么找了这么个二傻子？”
郭雨燕一翻白眼：“你们这帮中国男的又好在哪儿啊——看着倒是一个比一个精，其实成天琢磨的还不是吃亏占便宜那点儿烂事儿？没劲。”
郭雨燕的老公问：“你们在说什么呢？”
郭雨燕回答他：“他说你可真是一个toughguy。”
肉球儿鼓着胸脯子说：“那当然。”
接下来，她便谈起了我这趟来美国的主要目的。郭雨燕已经在办公室联系了北美地区的几个中国同学会，打听到了林琳现在在哪儿：“她已经不在西雅图了，而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听说她遇到了麻烦，正在那儿打官司。”
看来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心里一凛，问：“是移民局把她告了吗？”
“那倒没有。移民局的程序不是起诉而是直接遣返。”郭雨燕说，“听洛杉矶的一个同学说，好像是她把她刚结婚没多久的老公告了。”
这个信息让我始料未及。按理说，林琳的绿卡捏在李牧光的手里，只要对方翻脸，她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拿什么和人家打官司啊？难不成李牧光在气急败坏之余，还对林琳使用了家庭暴力吗？这让我更加揪心了。
还好，郭雨燕虽然对我的态度冷嘲热讽，但帮起忙来总算热心。她给了我林琳的新地址，又上网为我订好了机票，并让肉球儿开着他的福特皮卡送我去机场。当天晚上，我就从美国的东海岸飞到了西海岸，又换乘了曾经载着杰克·凯鲁亚克横穿大半个美国的“灰狗”巴士，来到了距离洛杉矶城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此时天已彻底黑了，镇上一片寂静，只有酒吧和中餐馆还灯火通明。我循着落满了阔叶的街道找到了林琳的住处。那是一幢红砖垒砌的二层小楼，楼前像许多美国人家一样，有草坪装点门面。我按了门铃，一个华人老太太开了门，用粤语问我“雷海冰果”。
接着，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林琳便从老太太身后的走廊里走了出来。很没出息，我的眼睛湿了一下，令她的面貌在瞬间变得模糊。当我眨了眨眼，林琳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她竟然没什么变化，还是洋娃娃般的皮肤和又大又黑的眼睛，更让我意外的，是她的脸上一片笑吟吟的，完全看不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样子。
“你现在不是个搞艺术的吗？怎么肚子鼓得跟个腐败干部似的。”这是我表妹在分别多年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你倒驻颜有术，用了什么神奇的化妆品吗？”我说。
“读书读的——人在学校里都不会变老。”林琳说着，便把我领进了她租住的那个小套间。
“我很担心你。”我进门之后说。
“我知道……谢谢你。”林琳低了低头，好像抽了抽鼻子，但旋即又笑了，“你来得倒巧，下个星期我就不在这儿了。”
“去哪儿……”
“伦敦。”她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已经被帝国理工学院录取了，准备到那儿去读为期六年的自动化专业，拿第二个博士学位。”
我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简直觉得她是在存心开玩笑。但是再看看屋里，的确有几个大箱子堆放在地板上，外面剩的不过是笔记本电脑和几件日用品。
我扯着嗓子问：“你不是正在打官司吗？”
“官司打完了，我胜诉了。”林琳说，“李牧光答应跟我离婚，还赔给我一笔损失费，支付在英国的学费和生活费富富有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脑子有点儿乱。”
林琳便又笑了，但这一次，她笑得若有所思：“说实话，我也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我只知道我重新自由了。”
林琳把她这半年多来所经历的事情告诉了我。在和李牧光结婚之后，他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两地分居，只有在移民局例行问话的时候才一起去做做样子。李牧光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在美国和中国忙得团团转，也压根儿没工夫去滋扰林琳。但是一个多月以前，突然有其他留学生警告林琳，李牧光可能“出了事儿”，让她加点儿小心，而林琳这个书呆子又不会去上国内的网，她下意识地去查了查自己的银行户头，却发现账号里的钱已经统统被转走了。接着，李牧光醉醺醺地找到了她，宣布要和她离婚，还要向移民局告发她。他还告诉林琳：“要恨就恨你那个流氓假仗义的表哥吧，谁让他和别人一起串通起来搞我——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他他妈的就是嫉妒我。”林琳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还是被对方那副丧心病狂的样子吓坏了，并且为有可能到来的牢狱之灾忧心忡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一封匿名邮件发到了林琳的信箱里，内容是数十张李牧光和不同肤色女人做爱的艳照。
“那些女人一看就是妓女，他们的样子别提多恶心了。”林琳做了个呕吐状说，“幸亏我不是和这种人真结婚。”
“照片在哪儿呢？”我问。
“我电脑里就有——我是不要再看了。”
我打开林琳的电脑，找到了那组照片。拍摄场所是一间敞亮、整洁的办公室，那里有宽大的写字台、旋转大班椅，还有一圈锃光瓦亮但几乎空空如也的书柜。至于那些蝶乱蜂狂的场面，就和办公室的环境很不搭调了：李牧光或者全身赤裸，或者穿着一件皮质小内裤，或者嘴巴里塞着一只粉红色的小塑料球；他有时趴在桌子上被东欧女人用皮鞭打屁股，有时像狗一样被拉美女人用锁链牵着满地爬，有时被亚裔女人绑在一根钢管上。真没想到这哥们儿在性生活方面有着如此离奇的爱好。而这些照片都是从同一个角度居高临下拍摄的，显然来自于安置在天花板边缘的摄像头。
林琳继续告诉我，她虽然不知道这些照片是谁发来的，但却条件反射地想到了应该怎么利用它们。她雇了一个律师，抢先一步对李牧光提出了离婚诉讼，理由是对方婚内不忠，生活放荡。自然，李牧光也图穷匕见，揭出了他们假结婚的事实，但这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结婚是真是假还需要移民局进一步调查，照片上的淫乱场面却是铁证如山；法院还怀疑他是在为了逃避责任而胡搅蛮缠。而在美国这种极其强调保护妇女利益的国家，即使他在婚前做过财产公证，一旦成为了“过失方”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官司三下五除二就宣判了，林琳得到了大笔赔偿。一旦手头有了钱，因为离婚而失效的绿卡反而是小问题了。
“如果我愿意，可以用那些钱来直接办理投资移民，不过我可不想过得像个暴发户，还是接着上学比较舒服。”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小富婆的林琳说，“只要有学可上，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是无所谓的了。”
“那么李牧光呢，他现在在哪儿？”
“从法院出来就没见过他，好像是藏起来了……听说他的生意出了很大的麻烦，在中国一个什么项目的投资亏了个一干二净，被迫把美国的公司也给卖了。后来，连离婚协议都是由他的委托律师代发的。”
我暗暗舒了一口气。而至于这些反戈一击的照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确认。好在我面前就坐着一位理工科的双料女博士。
我对林琳说：“我还是好奇这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照片上的地点应该是李牧光的公司，而大多数写字楼都会装有监控设备，这是没问题的。可李牧光难道是个傻瓜吗？他要是在办公室淫乱，肯定会提前把那些摄像头关掉才对啊。这么大张旗鼓地现场直播，不成了黄色录像的演员了嘛。”
林琳给出了相当专业的解答：“监控设备既然可以关掉，也就可以重新打开，而它一旦联网的话，都是能通过电脑来远程控制的——当然，前提是操纵它的人对这套设备的源代码极其熟悉，又通过病毒或者其他黑手段入侵了李牧光办公室的电脑防火墙。一旦入侵成功，就算李牧光关掉了摄像头，他在这房间里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台电脑屏幕里。这么做的难度当然很高，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我点了点头：“还有一个问题……通过那封匿名邮件，可以追查到发件人的位置吗？”
“也不容易，但理论上也可行。”林琳说，“一般情况下，只有军方和警察的专业设备才能做到，但如果是精通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高手，也可以用民用电脑进入邮箱的服务器，定位出某一封邮件的发送地址。那些人还常常受雇于大公司，做点儿商业间谍什么的勾当。”
“你在美国的同学里，有这样的人吗？”我问，“我付钱。”
林琳看了我一眼：“有倒是有……不过你有必要非得这么做吗？反正我已经离开了李牧光，我这个当事人都没有好奇心了，你又何苦呢？”
我说：“这涉及到一个朋友。”
林琳没再说什么，坐在电脑前打开了聊天软件。没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联系上了一个每次考试之前都能从教授的电脑里把试题“黑出来”的印度裔同学，对方对这趟活儿的报价不高，只要一千美元。她已经替我把账转了过去。我点点头，走出她的房间，站在草坪上抽了颗烟。
美国小镇的天空透亮而悠远，满天星光交替明灭，竟有蠕动之感，这是在国内大多数地方都看不到的。我站在这地球的另一面，怀念着我的朋友安小男。他的工作是在电脑前监视着美国，但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然而他却神出鬼没地改变了周边那些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做出了这一连串事情，他心里的积郁会减轻一些吗？
戏剧性的是，他报答我、帮助了林琳的手段，其实和当初那位银行行长交给他的任务如出一辙。曾经拒绝过的事情，如今却主动为之。
经由他这个人，我对于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观念，似乎也发生了震撼性的改变。毫无疑问，在那钢铁洪流一般运转的规则之下，我们都是一些孱弱无力的蝼蚁，但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蝼蚁也能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抽完烟，我到小镇边缘的汽车旅馆订了一个房间，然后才步行走回到林琳那里。才一进门，林琳就告诉我，事情搞定了。印度人的活儿干得很漂亮，他在谷歌地图上用箭头标记了发件人的具体地址。我转动着鼠标，把电脑上的地球放大，再放大——亚洲，中国，华北平原和燕山山脉，北京城区，海淀区中关村一带的几所高校……终于，箭头指向了一个叫作挂甲屯的地方。
没想到是挂甲屯，理所应当是挂甲屯。
当天晚上，我提前订好了从洛杉矶回北京的机票，第二天一早，林琳借了房东那辆又老又破的“庞蒂亚克”汽车，从旅店送我去机场。我们兄妹的异国相聚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而下次再见面，就有可能是在伦敦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城市里了。
临别前，我像小时候一样抬起手来，把林琳额头前的刘海胡噜乱了。她的眼圈分明一红。我问她：“你就准备在全世界的学校里混下去吗……也不为以后做一下打算？”
“我是个规划能力特别弱的人。”林琳说，“以后的事情那就以后再说吧。”
然后，我们尽量轻描淡写地告了别。十来个小时之后，我回到了北京。地球的另一面仍然是白天，但由于在飞机上一直都戴着眼罩昏睡，我并不困。上了出租车之后，我让司机把我拉到了挂甲屯。
因为学校周边的特殊生态，这里的住户仍以年轻的闲杂人等为主，街道和房屋也持续着乱七八糟。我循着记忆在窄小的土路上缓缓穿行，与一张张仿佛当年自己的面孔擦肩而过，找到了当初见到安小男的那个小院儿。公共厕所仍在院子的斜对面散发着浓郁的气味，但这一次，安小男却没有攥着一卷飘荡的卫生纸走出来。我走进了院门，正好撞上了那位习惯于穿着睡衣去买菜的女房东，便问她安小男有没有搬回来住。
“没有。”女房东笃定地回答，但又歪了歪脑袋说，“但我前一阵还见过他呢……应该又回到这一片儿了吧。”
电子地图的精确范围大概是几百平方米，也就是说，安小男总会在附近的这几条巷子里窝着。然而即使是在几百平方米之内，大大小小的出租屋也多如牛毛，想要找到他并不容易。我一边乱转，一边安慰自己：就算今天找不着，还有明天和后天，时间多得是。
但刚这么想，路边的一个门脸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土路拐角的街口，开着一家“香辣鸭脖”和一家“黄鸡焖米饭”，鸡鸭之间夹着一幢矮小的小平房，格局分为里外两层，外面是个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几台电脑主机和主板、硬盘之类的配件。在学生聚居的地方，这种专修电脑的小店本不稀奇，但柜台后面那个女人的侧影却分外眼熟。我放慢脚步，缓缓地挪动着脚步，认出了安小男他妈。她正面对着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不知是在看还是在听。
那么安小男一定是在里屋吧，我看见刚好有一个男人走了进去，说他的车总是被邻居划破了漆，想买一套摄像的玩意儿“抓他个现行”。然后，里屋那杂乱的工作台前便出现了半个背影。的确是安小男。他正弯着腰从地上的纸箱子里往外翻着什么，同时问买主需不需要上门安装。
我心里一热，几乎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但随即却又硬生生地止住了自己：我来这里，只不过是想看一看安小男这个人是否还在，看到了，心愿也就了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拖泥带水地和他把交情续上——如果李牧光家里的亲戚和手下仍在锲而不舍地寻找着安小男，他们是很可能通过我把他挖出来的。况且，安小男这样的人最好的结局，不正是和所有的朋友“相忘于江湖”吗？
正这么想着，柜台后面的安小男他妈却缓缓地转过了脸来，朝着我和蔼地笑了。我慌了一下，本想回报给她一个笑容，但马上便发现她的目光是全然空洞的。她的眼睛即使还没有接近失明，也是不可能从这么远的地方辨认出我来了吧。那个笑无非是她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本能反应。
我掉头就走，卷着风离开了挂甲屯。一路上从小跑变成了飞奔，扛着行李来到母校北墙外的那条大宽马路上，这才停下来，扶着电线杆子喘息。而当我重新直起腰来，忽然发现手边的水泥柱上，镶着一张写有“图像采集”字样的蓝色标牌。再往上看过去，一枚三百六十度的摄像头正不动声色地悬在我的头顶。
我盯着它，如同在与苍穹之上的一双眼睛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