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三条指示在公社宣读时，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沉默。
余登科书记坐在那里，脸色凝重，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
他的脑海里不断闪过自己为了推行大包干所做的努力，那些和乡亲们在田间地头的讨论，那些为了让大家理解新政策而熬过的夜晚，难道都要被否定吗？他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指甲几乎嵌入掌心，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因为他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符合河汊人民利益的。
其他公社干部们也都低着头，各自想着心事。有些人心里开始动摇，他们害怕被牵连，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
而在群众中，也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大家开始担忧，已经实行的大包干会不会被强行终止，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土地会不会又被收回去。
在这种态势下，领导机构处于无法控制和无法逆转的局面。
但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已经宣布不搞政治运动，提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搞斗争”，这就像一道微弱的光，给了余登科书记一丝希望。
而且，全国的政治气候对河汊却是十分有利的。
广播电台不断报道已实行分田到户的地方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县委对河汊已实行大包干的地方也没有强制要求纠正。
这就像一股暗流，在重重压力下给河汊公社的改革保留了一线生机。
我当时年轻气盛，作为农业经营管理口子的干部，对河汊这场改革的前后全过程，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较为全面的关注和了解。
党委秘书曹永生和我关系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有关农村政策、形势走向等问题。我们年龄相差不大，每次交谈都像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那是在公社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坐在简陋的木凳上，面前放着破旧的茶杯，里面的茶水冒着淡淡的热气。
曹永生皱着眉头说：“小甄啊，你看现在这形势，余书记这么做明明是为了大家好，可上面却不理解。”
我用力地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余书记的做法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只是现在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我们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对改革的支持和对余书记的敬佩，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我们的交流就像黑暗中的火把，互相取暖，互相鼓励。
1982年的河汊公社，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
县委的“三条指示”如巨石投入湖中，激起千层浪。余登科书记离岗学习培训，从田集公社调来了陈大奎副书记到河汊临时主持工作。
陈大奎初到河汊，他的眼神中满是对新环境的好奇与谨慎。这位从农村大队书记提拔而来的干部，务实勤奋的特质在他身上尽显无疑。
公社里年轻人不多，而我，因年轻、勤快、灵活且不怕吃苦，陈书记每次到农村调研几乎都带着我。
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两旁的庄稼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阳光洒在田野上，泛起一片金色的光芒。然而，空气中却弥漫着不安的情绪。
在田间地头召开座谈会时，百姓们大胆发问：“我们河汊搞大包干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吗？不是让我们选择适宜当地情况的生产形式吗？为什么还把余书记调走？陈书记您是上级派来纠正大包干这样的形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