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高三部后，我就去找蒯副校长。
我坐在蒯副校长对面的沙发上，我看看蒯副校长，他的小眼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眨来眨去的，他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很黑，长得像个农民。
我说：“蒯校长，我这是第六次找你了，我就是一件事，到底为什么不让我教补习班而教应届毕业生？”
蒯副校长好像有点儿不耐烦了说：“我不是都已经和你说了嘛，没有别的，就是要培养接班人。”
我追问地说：“那为什么小顾说因为我教得不好，她教得好才换的？”
蒯副校长眨了眨小眼睛说：“嗯，她那么说了吗？她那么说了，那是她个人的所作所为，她个人要负责的。”
我有点儿忿忿地说：“不仅仅她说，还有人说，这后说的人还是有身份的人么。”
蒯副校长又一眨小眼睛说：“谁说的我不知道，谁说的谁个人负责，我们高三部的领导没说。”
我揭露地说：“你们高三部的领导就是有人说，当我面不说背后却散布，这可不是人民党人的作风。”
蒯副校长摇摇头说：“这我可不知道，谁说的谁负责，反正是我没有说。”
我看看蒯副校长他还是不承认，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找了贾校长，他说给我换课的原因是像小顾说的那样，说学生不欢迎我的课。他说这话是你和齐主任说的，你还不承认吗？”
蒯副校长闪动着他的小眼睛说：“我没有说。再说了，学生也没有向我反映，我不知道，贾校长说了，那是学生和他说的，我没有听说，学生没有和我说，我不知道。”
我恼怒了，我说：“贾校长说的是你和他说的，你怎么不知道呢？难道贾校长还说谎吗？他有什么理由来和我说谎？”
蒯副校长又摇摇头说：“我没说，我不知道，你不要赖我。我没有说。”
我气愤了，但是蒯副校长就是矢口否认，一点儿也不承认他说的坏话。
我看看黑脸的蒯副校长说：“我教什么课不主要，主要是什么原因，要是真的为了培养接班人，那也好，要是因为我的课讲得不好也行，弄清楚我是什么毛病，我好改正，但是不是这回事那可不行。”
无论我怎么说，蒯副校长就是不承认，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我又去找齐主任，齐主任见我呀一问，他就连连摆手说：“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没有说，你找蒯校长，一切由他作主，我说了不算。”
我一听齐主任说这话心里就不高兴了说：“你不知道？你啥也没说？你啥也不作主？那你为什么和大校长说三道四？不是你和大校长说的我课讲得不好吗？不是你也主张让我教应届毕业生吗？”
齐主任连连后退，他说：“不关我事儿，不关我事儿。”说完，他就跑了。
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在教学上到底有什么问题，搞不清楚。
一连几天，大家见我似乎老了许多，话也少了，总是坐在办公桌前沉思，后来，大家见我不是找学生就是找老师，有人问我干什么，我说：“我不认为自己没有缺点，我是个人不是神，可有什么毛病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好改正啊，到如今我还没弄明白毛病在哪儿。”
我查来查去的，也没有查出来个什么不太受欢迎的味道。
我问蒯副校长和齐主任他们都不承认，我又去找了贾校长。
我看看贾校长说：“贾校长，蒯副校长和齐主任都不承认是他们说的，尤其是蒯副校长，他不但不承认是他说的，他还说学生没有和他说我什么，我说是贾校长说的他听你说的，蒯副校长矢口否认，他说‘学生也没有向我反映，我不知道，贾校长说了，那是学生和他说的，我没有听说’人家蒯副校长说是你说了，就是学生和你说的，所以我又找你来了。”
贾校长一笑，也有点儿恼怒地说：“嘿，这蒯校长怎么这么说？我哪儿听学生说了？真有意思。”
八月份，高考成绩发表了，我所教的理科补习班成绩仍然名列前茅，而且在龙西北地区普通八校中列在首位，而小顾所教的文科补习班成绩倒数第一。
一个月后，县里进修校的语文研究员戴炎明又来我校听课，他是个接近六十岁的人了，他和我说：“上学期我们听了各校高三老师的课，进行了评比，评出了十名优质课老师，其中有你，你们学校就你自己。”
我听了，很惊讶，大家也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的蒯副校长在会上是这么说的：“上学期，县里进修校语文教研员戴老师一行到各校听高三老师的课后，进行了评比，评出了十名优质课，没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这事已经定下来了还要发证书。”
平时，我本本份份，以诚待人，尊敬领导，服从分配，没有冒犯之处啊，几次找领导都没有说出我的具体什么毛病，使我终于明白了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高三部的两位领导故意整我。
但是，我一时还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待我？我反反复复地琢磨两位领导有大事小情的，自己也没落过呀，这究竟是为什么？
后来，我琢磨来琢磨去的，终于明白了这一副校长、正主任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对待自己。
一九九六年冬十一月，高三部的语文组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人。
门开了，蒯副校长走进来，我很气地接待了他，我给他沏茶水喝，我和他闲扯了几句。
蒯副校长看看我说：“肖老师，我家修房子，缺钱，你借我点儿吧，千八百的都成。”
我当时也没有细想就说：“蒯校长，真不巧，我家现在真没有钱，借不了你。”
蒯副校长的黑脸儿拉长了：“用不多长时间就会还的。”
我还实实在在地说：“我真没有，今年春天家里头盖仓房，把钱都花了，真的没有，要是有的话，我还不借你吗？”
蒯副校长不高兴了，他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足足有三分钟，点点头，冷冷地一笑，再没有说什么，砰地一声摔门走了。
我看出来了，蒯副校长不高兴了，我心里说，我也真是没有，要有的话，我也不能不借你，你那么个大校长，头一次开口，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真没有钱。
从此以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位副校长大人有点儿不对劲儿，总是怪怪的，但又说不出具体地感觉，比如说吧，那时正时兴跳交际舞，每次舞会这位校长大人都和我跳一曲，但是自从没有借钱之后就再没有跳过。
大约一个多月后，高三部全体教师在新月饭店吃饭，什么理由的午宴我是记不清了，记得有校领导，还有中心校领导，糖厂学校的领导。
吃过饭后，我走出套间，在外面的沙发上坐下休息。
蒯副校长也走过来坐下，小眼睛一眨一眨地说：“肖老师，我借钱，人家都主动给送……”
我听了，也没有太在意，随口敷衍了几句，但是我明白他还是在不满意我没有借他钱。
后来，我们又在舞厅里跳舞。因为他的孙子来了，我给照顾了，他就和我跳舞。
我说：“蒯校长，上次你借钱的时候，我没有借，我那时是真没有钱。有的话，我不能不借。以前你让我家陈忠孝帮忙，啥没帮啊，这回实在是没有，请你谅解。”
蒯副校长又眨了眨小眼睛说：“你家两人上班，就一个孩子，咋还没钱？人家邵老师家孩子结婚还给五万呢。”
我摇摇头说：“我家跟邵老师家不一样，她家两个人都挣千八百的，儿子姑娘都上班，我家陈忠孝工资低，一个月也就是三百来块钱，我们两家差得太悬殊了，不能比。”
蒯副校长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样。”
我看看蒯副校长又说：“再说了，邵老师的儿子姑娘都不上学，也没有考出去，现在都挣钱了，我家孩子上了大学，又到了大城市，能不花钱吗？能花得少吗？真的没有钱。”
蒯副校长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至于那个正主任嘛，为什么如此？我也回忆起了原因。
一九九三年，靳校长调走了，贾校长扶了正。老主任退休，齐就被提拔为教导处副主任。
不久，师专来了实习生，学校对此十分重视，校方和实习生相处甚好，在某饭店招待实习生。
当时，我就是语文组组长，我们和实习生坐在一桌。
刚刚走马上任的齐副主任来到了桌旁给实习生敬酒，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齐主任，来给大家敬酒。”
我旁边的组员小刘，是组内一个八面见光极会阿谀奉承的小青年站起来，拍着齐主任的肩膀说：“这是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啊，年轻有为，聪明能干，教学最硬，领导最重视，群众最佩服，学生最喜欢的，最最英明，最最才干，了不得，了不起！”
小刘一通大吹大捧把齐主任说得心花怒放，眉眼嘻笑。
我那边一句就显得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大肆吹捧，齐是全校出了名的“小心眼儿”，又是刚刚提拔，新贵当然是傲不可言，自然恼怒于实实在在的我了。
齐主任满桌子里倒酒，惟独没有给我倒酒，我也就反应过来了。
从此以后，齐主任见了我总是冷冰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