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地找过安小男几次，有时候请他吃顿饭，有时候给他送几件剧组里配发的工作装。那两万块钱他没有用于换房子住，而是都寄回了H市，支付他母亲治疗眼病的费用了。他继续住在挂甲屯厕所边上的平房里，等待着下一个考试季的来临，并提心吊胆会不会被校方抓个现行。
我也帮他找过工作。很遗憾，我们那个工作室的经费非常有限，因此才只能剥削那些“有志于艺术”的实习生，而要想添加一个全职的岗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于我问过的其他同学那里，情况就比较气人了。那些家伙平常都吹得天花乱坠的，可是真赶上事儿，却一个比一个缩得快，给我的答复不是“能力不济”，就是“掣肘奈何”，还有人反过来开导我：
“为了那么一个人，你犯得着吗？”
这固然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世上有贫贱之交，有富贵之交，但最让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富贵与贫贱之交。让我不舒服的是，他们对我的义举也揶揄了起来。“上次我想在你的片子里插俩‘软广’，你张嘴就要十万，这时候却他娘的扮演起了爱心大使——”一个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的同学刻毒地挤对我说，“告诉你，就你兜里那俩钢镚儿，想沾染真正的富人癖好还早着呢。”
更让我不适应的，反而是和安小男的交往本身。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劲了，刚开始是羞怯和感激的，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崇敬。那崇敬之中似乎又藏着什么严肃、高远的东西，仿佛崇敬的并非我这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某种抽象观念。他不会认为我对他的关切是出于什么伟大的情怀，进而把我看成“道德”的楷模了吧？
“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五道口一个挤满了韩国人、“西巴”之声不绝于耳的串儿吧里，安小男奋力地用嘴撸着一根烤火腿肠，喷散着酒气问我。
“是当众痛斥了商教授吗？”
“不不不，是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和你打了个招呼。”
“这实在不敢当。”我躲着他的目光说，“事实证明，我帮助你学习历史什么的，明明都是浪费时间。”
“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一提。”安小男用竹签子“点”了我一记，“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这让我不再那么孤独了。”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突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只是因为“黑”过他的钱，如今心里突然过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这种情绪称为“负罪感”的话，其性质也仅仅类似于一个立志减肥的胖子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后悔与自责。但我又在话要脱口之际憋住了。告诉他实情又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其实是寻找到一条门路，改变安小男的处境，帮助这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跳出来”。
恰恰是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曾经把我视为“唯一的朋友”的人空降到了北京。
李牧光回国之前并没有通知我，但降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了电话。从那鲸鱼腹腔一样拥挤、杂乱的波音777机舱内，我先是听到了乱糟糟的美式英语、澳洲英语、印度英语和粤语、上海话，随后，在一片全球化的南腔北调之中，一个东北铁岭口音抑扬顿挫地宣布：
“惊喜不？我南霸天又回来啦。”
事实上，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怎么和李牧光通过信儿了，偶尔在网上聊两句，也是浮皮潦草地匆匆而散。看起来，李牧光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建立起了新的交往圈子和业余爱好，更重要的是看似弄明白了自己在那边应该干点儿什么，以及能够干点儿什么。而这样一想，他能够念及旧情，首先找到我，就足以令我受宠若惊了。
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儿，奔向机场接他。在一群因为不熟悉新航站楼而晕头转向的海外赤子中，我一眼就发现了李牧光。他正穿着一身八十年代华侨风格的白西服和花衬衫，精神矍铄地东张西望。看见我之后，他高呼了一声小沈阳味儿的“longtimenosee”，张开双臂将我淹没在“迪奥”男士香水的气息中。
“先看看这几个宝贝吧，他们是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和妮妮。”我被呛得喉咙发痒，挣脱出来指着远处广告牌上的五个“福娃”介绍道。这就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意思了：我突然对眼前这个李牧光感到陌生。
“网上不是说还有丫丫么，她没来？”
“这不你丫来了么……”
李牧光哈哈大笑，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兄弟，你还是那么风趣。”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递给他一张剧组长包的酒店房卡：“还没订房的话就先到我那儿歇会儿吧，想必你也累了……”
“不累不累。”李牧光挥着手说，“我在飞机的头等舱里都没睡，好几年没回国了，太兴奋。”
我惊愕地张大了眼睛。难道李牧光还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吗？睡不着觉的李牧光还是李牧光吗？突然间，我总算反应过来他哪里令我感到不对劲了。一个一天到晚都在睡觉的人是萎靡的、淡漠的，就算站着，好像也已经完全垮塌了；过去的他就是这种样子。而今天的李牧光却是如此的亢奋、躁动和兴致勃勃，身上除了香水味儿之外，还散发着既强烈又炽热的能量。他俨然已经脱胎换骨了。
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么治愈嗜睡症的：“他们电你了吗？给你注射什么药了吗？”
“电倒是没电。药吃了不少，不过也没什么用。”李牧光不堪回首地摇了摇头，随后又笑了，“倒也真奇了，本来所有人都觉得我那毛病是治不好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反而不想睡觉了。好像我已经把一辈子的精神都养足了，突然就想去吃、想去玩儿、想去找女人、想去干点儿事业了。”
“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好了，没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吗？”
李牧光歪了歪脑袋，好像思索了一会儿：“如果说契机，可能是我爸退休吧。退休了也就是没权力了嘛，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都哭了，说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儿都照顾我了，还说我也该长大了，以后就得靠自己了……他们还给我寄了笔钱，让我学着投资去做点儿生意。打这之后，我总感觉身后有一群狗撵着我，日子过得快了，人也有精神了。”
这倒是个合理的解释：地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爱犯困。别说李牧光了，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精气神，又何尝不是被狗撵出来的。只不过在有些人屁股后面追着咬的，是一群得了狂犬病的疯狗，个中滋味就与李牧光这种公子哥儿不同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祝贺他，并且尽量利用好和他的交情——从那身“阿玛尼”西服和“瑞摩瓦”旅行箱看出来，他很可能已经是个相当成功的买卖人了。
随后的几天，在李牧光的要求下，我开车带着他满北京地找乐子。这些年，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窜回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会隔三岔五地接待一批外国还乡团，并且把这种事情当成了负担。他们抱怨说，有一类从海外回来的人很难伺候，那些家伙既像原来一样爱面子，又新学会了斤斤计较，既什么都没见过，又要装作什么都见过，既要蹭吃蹭喝从来不掏钱，又要指桑骂槐地暗示国内的种种不好。总而言之，他们同时具备着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没出息和双重不满意。但李牧光可绝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做派与其说像个海归，倒不如说像个土财主：
“只要是国内有而在美国享受不到的，你就尽管带我去。”
于是我们去了“大三元”吃佛跳墙，去了朝阳公园的“八号公馆”做泰式按摩，还去了昆仑饭店附近那家当时尚未查封的夜总会喝了场花酒。每次折腾完，都是李牧光抢着结账，我和他争过两回，他差点儿跟我急了：
“看不起我是不是？看不起美国人民是不是？”
还训斥我：“别以为世界上的钱都被你们中国人挣了。”
我问他：“你入了美国籍么？”
“那当然，现在国家荣誉感正强着呢。”
能够这样爱美国，可见李牧光的确在那边混得很开。几天吃吃喝喝下来，我便开始打探他“发的是哪一路财”，这一趟回来又是做什么的。
“中国人在美国还能做什么生意，无非是老三样：餐馆、洗衣房、倒买倒卖。”李牧光爽快地回答我，“我是最后一样，只不过玩儿得比一般人大一点儿。刚开始，我在洛杉矶的一家玩具批发公司干活儿，老板是我爸的朋友，他带了我两年，教会了我一些门道，然后就收手不干，搬到迈阿密去享受生活了。我趁机买下了他的公司，又扩大规模，在一个‘帽儿’里新开了家玩具城，占了整整一层楼。这趟回来当然是跑货源，中国是世界工厂嘛。我过两天就要到义乌去了，如果能跟那边的商业协会谈好，绕过中间商直接发货，一个芭比娃娃就能省下十美元呢。”
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个芭比娃娃身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裙子，浩浩荡荡地跨过太平洋，前往天使之城，走进了李牧光的玩具大观园。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正在经手的各种玩具的产地、价钱和受欢迎程度：小丑鱼尼莫、机器人瓦力、凯蒂猫、胡迪和巴斯光年……看来他这个老板的管理风格是亲力亲为，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和掌握的。他谈论起生意的精明劲儿，也让我再次感到恍惚，怀疑眼前这人和当年在我头顶长睡不醒的李牧光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动了把安小男引荐给李牧光的念头。我尚未想明白在李牧光的生意里，安小男那样一个人到底能有什么用处，但既然李牧光看起来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势利，又“做人正在兴头上”，那么就算他不能帮安小男谋个职位，出于同学之谊施以援手也是很可能的。但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鞍前马后地送走了李牧光，又耗过了一个多星期，等到他从义乌回来，才打电话约上了安小男。
那天算是我为李牧光回美国而设的送行宴，除了安小男之外，还叫上了以前历史系的几个同学。大家都惊愕于李牧光的巨变，但也旋即就适应了全新的李牧光，进而拿出场面上那一套，驾轻就熟地和他套起“瓷”来。在纷飞的名片和酒杯中，安小男表现得比那天面对摄像机时还要无所适从。他佝偻着腰，深陷在沙发椅里，下巴都快与桌面齐平了，歪着脑袋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别人说话他插不进嘴，别人问他什么也完全接不上茬儿。或许他一直搞不明白我把他弄到这种场合是为了什么。
“这哥们儿不是那个——那个谁么？”菜走了大半，李牧光仿佛才发现了饭桌上还有一个安小男。他睥睨着，把酒杯举了过去。
“咱们着实不认识。”安小男颤颤巍巍地举起酒杯，却没跟李牧光碰，径自干了。我知道，他的举动并非有意失礼，只是因为面对陌生人的紧张。
“庄博益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李牧光不以为意地笑着，又问，“哥们儿在哪儿发财呢？”
“失业。”安小男小声地如实答道。
“实业救国吗？具体是哪一行？”
“不是实业是失业，没工作。”
“那就是自由职业者嘛——你太会开玩笑了。”李牧光还替他打了个圆场。
但安小男认真地纠正道：“的确是失业。”
他的态度好像在和谁负气，更加与酒桌上的气氛格格不入了。旁边的几个人侧目而视，已经不加掩饰地冷笑了起来。李牧光倒被闹了个大红脸，讪讪地起身去了卫生间。
我趁此机会跟了上去，在走廊里拦住他：“刚才那人，你觉得怎么样？”
“哪人？”
“失业那人啊。”
“他失业也不能赖我……不过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不像其他几个人那么滑头。”
“这就对了，你果然是块干事业的料，很有识人之明。”我恭维了一句，随后介绍起安小男这个人来：他是我们的同级校友，他是理科天才，他恰恰是因为太“老实”才被打压成了一个失业人员，他还要供养一个两眼昏花的母亲……自然，我略去了李牧光去美国学校的入学论文是安小男捉刀这一环节。现在再提这事儿，对我们三个人都没什么好处。
“那么你的意思是……”李牧光迟疑着问我。
“能不能扶他一把，帮他撑过这个难关。”
“这种事儿干吗找我？你也知道，我是个买卖人，不是开粥棚的。”
“但你是我所认识混得最好的人。”我赤裸地说。
这恐怕也是我能想出的最义正词严的理由了。我说完，就像真的站在了某种道义那一边，以审视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李牧光。自从在心理上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以来，我就很少如此诚恳而郑重地对人说过什么事儿了。
李牧光却淡淡地笑了。
“你这不是要挟我么？”他耸了耸肩膀说，“我招谁惹谁了，混得好什么时候也成罪过了。”
在那个瞬间，我很想向他阐述一个逻辑：如果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就是零和游戏，那么混得好也许还真是有罪的。就像墙角里只有一撮面包屑，胖老鼠吃了，瘦老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还像这两只老鼠只够一只猫填饱肚子的，黑猫吃了，白猫便只能饿肚子。但李牧光那慵懒的笑容又让我心虚了一下，随后换上了习以为常的、漫无边际的微笑。这可能是条件反射，但也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前面说过，我很害怕变成一个偏激的人。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安小男身上那种既沉郁又凄凉的气质给催眠了，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于是，我们寡淡地咂吧了一下嘴，肩并肩地回到席上，继续吃，继续喝。那天的晚饭一直持续到了夜里，很多人都喝得语无伦次了，安小男则是自己把自己灌高了。他到卫生间里吐了两趟，皱巴巴的衬衫上粘着来历不明的液体，脸却越来越白，两只眼睛泛出血丝来。幸好有两个人的老婆打来了电话，异口同声地威胁他们“再不回来就甭回来了”，李牧光这才把杯中酒一干，瞥了瞥我说：“就这么着吧？”
大家出了餐馆的大门，又在几根朱红的仿古柱子之间疯癫地熊抱了一番，口中说的无非是“何日君再来”“常回家看看”或者“狗富贵，猪相忘”之类的套话。等别的鸟兽都散了，我凑近李牧光，拍了拍他的肩膀：
“再去喝壶茶？”
“要喝就到我那儿喝去吧，别再单找地方了。”李牧光仍然懒洋洋地笑着，又对不远处正在发怔的安小男歪歪下巴，“你要叫上他也可以。”
李牧光的确变得很精明，他已经料到了我接着想要做些什么，而他的意思分明是那桩事情还“有缓儿”。我欣慰了一下，赶紧过去拉住安小男。
“我就算了吧……”安小男两眼往地上溜着说。
我硬生生地扯着他：“你就权当再陪陪我吧。”
李牧光的住处离餐馆不远。我们溜溜达达，影子被路灯拉长复又缩短了几个来回，一起走进了长安街畔的那家老牌五星酒店。记得李牧光的父母来北京的时候，常住的也是这一家。喝了两杯房服务送来的“锡兰伯爵茶”，大家很快气定神闲下来。抓住这难得的清静时刻，我又把话头拽回到刚才的主题上，对李牧光反复强调安小男是多么的需要帮助，又是多么的值得帮助。但我已经学了乖，不再企图论述这种帮助是一种责任，而是将它渲染成了一种乐善好施、一种只有李牧光这个级别的成功者才配拥有的美德。我的有些话已经说得很肉麻了，就连“你拔一根毛比我们的腰都粗”这样的名句都引用了出来。
“哪个部位的毛呢？”李牧光还在打哈哈，脸上却泛上了颇为享受的神色。
“任何部位。”我一挥手说，“只要你舍得拔。”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的。反正我是在替安小男央求着李牧光，出卖的也不是我的自尊心。而安小男的头却一再地低下去，几乎低到了地毯的羊毛里去。他的手还在用力地抠着皮沙发的边角，发出轻微的啵啵响声。他的这副样子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残忍，但又不得不时时扼杀着自己那令人反胃的同情心。
说到底，我是为了他安小男好。
终于，李牧光逗够了闷子，瞥了安小男一眼：“别光人家说呀，你的态度呢？”
安小男歪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站起来，为李牧光把茶杯斟满，又从写字台上拿过一只“高希棒”牌南美雪茄，连同水晶烟灰缸一起放到了李牧光的手边。这是安小男在社会上混了那么一遭，学会的唯一的“礼数”。做完这些，他对李牧光近乎羞惭地笑了。
李牧光点燃了那根狼烟弥漫的屎状物，轻轻地感叹了一句：“你呀，还真是个老实人。”
“咱们谁也不忍心看着老实人受委屈，对吧？”我赶紧说。
李牧光点点头，站起来说：“再说了，庄博益的面子我也不能不给。”
“你的意思是——”
“给我看仓库，你能吗？”李牧光对安小男说。
我心里升起的悬念顿时坠落了下去，甚至觉得李牧光是在开一个恶意的玩笑了。我一个没忍住，叫了起来：“这也太屈才了吧？要看仓库你找一老头儿找一残疾人不就行了吗，用得着找安小男吗？再说了，你在国内又没有厂子，你让他到哪儿看去，把他带到美国去吗？”
“你听我解释嘛。”李牧光摇着雪茄，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我说的看仓库，可不是一般的看仓库，而且正因为不用去美国，所以才非得找个过硬的技术人员不可。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公司的仓库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地方就在洛杉矶港口附近的一个物流基地里，是一次签了几年的合同整租下来的，不光我的货得从这儿进出，同时还租给其他人用。这么重要的产业，当然得找人看着啦，但是美国那鸟地方，劳动力的质量实在令人堪忧，所有的穷人都是被宠坏了的家伙，又懒又滑。我曾经一次性地雇了两个黑人、一个白人和一个墨西哥人，让他们两人一组双班倒，结果差点儿被气死。有一次物流基地里闹水老鼠，他们却喝多了睡大觉，导致几箱芭比娃娃被啃得七零八落的，简直像遭到了集体奸杀似的；还有一次，他们居然串通一伙越南流氓，把我的一批玩具给偷出去卖了……就这样的货色，我他娘的居然还要给他们发福利、上保险，而且要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他们。尤其是那俩老黑，连训也不敢训他们一句，否则他们就要上法院去告我种族歧视。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呀？比来比去，还是咱们自己的同胞靠得住，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中国人更勤劳勇敢的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仓储这一块的业务外包到国内来。”
说到这儿，李牧光的语调就激愤了起来。但我仍然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忍不住插嘴问道：“你的意思是把仓库挪到国内来吗？”
“那怎么可能。”李牧光像看傻子一样扫了我一眼，“我的玩具都要在美国卖，吃饱了撑的在中国盖什么仓库？仓库还在美国，但看仓库的人要在中国。”
“这怎么可能？”
“这并不难。”一直像闷葫芦一样的安小男这时却突然开了口，“我们只要通过互联网建立一套可视系统，把摄像头安装在美国的仓库里，监视器则设置在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远程监控。不光是监控，如果把电子报警器和美国的保安公司、警察局对接，一旦仓库里出了什么意外，报警也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
“对啦。”李牧光一拍巴掌，激赏地看了一眼安小男，继续对我说，“在这方面，他就比你灵光得多。其实我这个想法也是受别人的启发，现在美国的很多行业已经这么干了——比如那些推销电话，常常就是雇了一帮印度阿三从新德里打过来的；还有我前些天新换了一辆林肯车，号称有真人实时导航系统，结果接通了一听，妈的，马来西亚口音。一个马来西亚土鳖教我在美国怎么开车去比弗利山庄参加安吉丽娜·朱莉出席的新款服装发布会，多神奇。不过我在美国也咨询过专家，他们说如果要实现我的这个创造性计划，就必须在中国找一个技术过硬的人，因为这边的监控终端得由他来建立和调试——你行不行？”
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问安小男的了。而安小男眨了眨眼睛还没说话，我就已经代为回答了：
“当然行。”
“那么恭喜你。”李牧光笑着向安小男伸出了手，“从今以后，你就是外企雇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