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多月，春节假期结束，北京重新热闹了起来。一些朋友过完年就突然消失了，把以前的债主和“情儿”们坑得叫苦不迭，另一些人则像闷热天气的蘑菇一样冒了出来，精神百倍地四处蹚路子。对于我来说，生活基本照旧，只是心态越来越疲沓了。机票便宜下来之后，我到海口看了一下父母，顺便弯到三亚会了会仍在猫冬度假的b哥。他弄了辆敞篷车，又叫上俩野模，带我去大东海下了两天饺子，然后去牛岭隧道以北的一个镇上吃“肥得把壳儿都撑裂了”的和乐蟹。在此期间，他还用电话遥控着北京和南方两个城市的生意，时而与人称兄道弟，时而破口大骂，尽说些我不懂的黑话。
折腾了两天，我们都因为摄取了过多的蛋白质而消化不良，便又回到了海滩上，臭屁滚滚地晒太阳。附近有出租四轮沙滩摩托车的，两个野模跨上一辆，叫嚣隳突地驰骋，浑身的蒜瓣肉波光粼粼。b哥躺在长椅上，以极度猥亵的眼神打量她们，一只手伸到裤裆里挠痒痒。
总算有了单独聊天的机会，我便跟他提起了陈金芳的事儿。
b哥坏笑着打岔：“你跟她很熟？又找到新的软饭了？”但还不容我辩解，他突然显露出商人特有的狡黠和谨慎，反而向我盘问起陈金芳的底细来。
他这一问，我倒含糊了。虽然圈子里都把我和陈金芳看成交情深厚的“自己人”，但我知道，自己对她远谈不上知根知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直搞不清楚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她不像正经做过买卖的人，也没有傍上了哪个财大气粗的“瘟生”的迹象。假如以前不认识她也就罢了，但恰恰见证过陈金芳那寒酸窘迫的少年时代，她的发迹对我来说益发成了一个谜。
我只好向b哥粗略介绍了陈金芳目前的状态——当然是我了解的那部分。听到她是做艺术投资的时，b哥眉毛一扬，眼里透出两点贼光。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对艺术真有什么兴趣，不过开画廊、办展览倒是个洗钱的好渠道。我说完以后，b哥也和我交换了一下对陈金芳的印象：
“这女的我以前根本没听说过，是两个做‘老鼠仓’的操盘手引见过来的。说实话刚一见面，我还真被她的风韵小迷惑了一下，只不过咱们是什么人啊？平日圈养着那些莺莺燕燕，为的就是修炼定力，别在正事儿上被荷尔蒙给害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那些操盘手说她很有道行，一旦看准机会就特别敢下手，建议我让她在手头的项目里加一磅，毕竟现金越多，和政府那边谈判时就越有话语权。我当然不能光听那些人的，自己也要对合作伙伴进行评估，不过也确实有点儿拿不准她。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底气十足，甚至还有点儿深藏不露的劲儿，但不经意间，又会暴露出新手的弱点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着急。她托你来找我打听，这就是典型的沉不住气，甚至让人猜测她根本没有宣称的那么大财力和门路，只想靠着虚张声势在大买卖里掺和一把，搭个投机取巧的顺风车。”
我向来佩服b哥的识人之术。他在那些冷酷的、尔虞我诈的行当里搏杀多年，眼光自然要比我毒辣得多。不过也得指出，我和他看待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除了对我这样的旧故，他对所有人的判断都是基于“经济人”的利益标准，我则保持着孩子气的任性，仅以“有劲”或者“没劲”来决定是否与人深交。也就是说，即使以同一个人作为话题，我们也说不到一块儿去。我完成了陈金芳的托付，这就算仁至义尽了。
“总之你看着办吧。”我站起来抖抖沙子，对野模们挥手，“我就管传个话儿，你们之间那些具体的勾当，我可管不着。”
我向海滩走去时，b哥在我身后沉吟了一句：“先耗她一阵儿。我过些日子要跑一趟江苏，回北京再接着跟她往下谈。”
又盘桓了两天，我独自先回了北京，陈金芳到机场接我。天气还是料峭的倒春寒，她却早早穿上了羊绒筒裙，靴子上方露出小巧圆润的膝盖。一见面，她就撩开我的外套往里看看，嗔怪我“一点儿也不知冷知热”，然后从大号坤包里掏出一件新买的“杰尼亚”毛衣，不由分说地让我穿上。
回去的路上，她和我挤在后座上不停地说笑，聊着北京这边朋友们新的趣事儿。透过后视镜，我看见开车的胡马尼脸色铁青，面部肌肉不时神经质地抽搐，简直让人想起北野武扮演的那些即将被剁手指的黑帮打手。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陈金芳又开始约我参加各种饭局和聚会，频率比以前还要高，几乎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如今不仅是我，就连那些真正八面玲珑的货色都承认她“的确挺能混的”：同时和好几条脉络上的人打得火热，许多圈子之间原本互相排斥，但提起她却都颇为认可；不管在哪儿，她一出场就能成为核心人物，几乎不用抢，风头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她了；在她有意无意搭建的“平台”上，不少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朋友，甚至原本有罅隙的人也能尽释前嫌。而这时距离我与陈金芳重逢，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呀。能够开创大好局面，究其原因，除了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同时具备漂亮、热情、大方等等优点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她切实地做到了“喜新不厌旧”，不会因为攀了高枝而忽略先前的朋友。哪怕是一直充当“碎催”的胡马尼和那个见风转舵的画家，也和一直享受着元老级别的优待，虽然心有怨言，但有总能通过显示和她“关系不一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抬高身价。总而言之，陈金芳仿佛是在由衷地享受着人的社会属性，很多时候简直像个刚爱上幼儿园的孩子——和她相反的则是一些老资格“社会活动家”，那种人貌似人缘很好，但只要一不在场，就会有人将其鄙夷为“势利眼”。
“小陈这个人交朋友，如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是某个上过《百家讲坛》的三流大学教授对她的评价。
既让我虚荣也让我别扭的是，她如今对我更亲热了。不光是一同出现时常要挽着我的胳膊，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我咬耳朵——明明说的就是不咸不淡的套话，但非得摆出一副秘而不宣的表情。难道她看不出来，胡马尼宰了我的心都有了吗？而那个画家倒相当“现实主义”地承认了争宠失败，许多阿谀的媚态转而投向了我，并总拐弯抹角地打听陈金芳准备什么时候资助他去欧洲办个展。
“时间不等人，谁知道‘政治波普’能流行几天啊，等到风向一转，我这几年的工夫不又白搭了吗。”画家焦虑地说，“她这人怎么这样，老放空枪也不动真格的……这话我也就跟你说说，别让她知道啊。”
画家的悄悄话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链条作为支撑，那些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繁华都是他妈的扯淡。他在抓耳挠腮地等着陈金芳表态时，陈金芳一定也在等着b哥那边的消息呢。谁都有被拿在别人手里的地方。从海南回来没两天，陈金芳曾经包了她公司楼下那个咖啡馆，叫了一群人来品尝“不多见的葡萄牙红酒”，我在席间偷偷把她叫到窗边的角落，将b哥的态度转告了她。
“跟那种生意场上的老油条打交道，越急越没用。”我说，“他既然说了让你等着，那就说明相当有戏。”
听了我的话，陈金芳面无表情，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只是抬起手来，抓住我的手腕摇了摇。这样的举动她常对我做，但这一次我有明显的感觉，她格外地用劲儿，细瘦而坚硬的指骨硌得我都疼了。
在此以后，她就再没跟我提过投资方面的事儿。时间转眼而过，当那些老单位破败的大门口挂出“欢度五一”的横幅时，在南方兜了一大圈儿的b哥回来了。陈金芳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打电话让我再牵一次线。我正在单位跟电脑下五子棋，顺手抓过座机，拨通了b哥的私用手机，把陈金芳的意思说了。
这次b哥没再多说什么，只回答了一句“我让底下人约她”。我立刻又给陈金芳打了过去。这个传声筒的任务搞得我挺烦躁，鼠标点错了地方，转眼通盘皆输。
陈金芳那边显然很兴奋，连呼吸都重了。她又对我说：“这几天别安排别的事儿了，等他找我的时候，你也一块儿去吧。”
我一边退出游戏一边说：“你们俩资本家共商大事，非拽着我一流氓无产者干吗呀。”
“帮忙帮到底嘛。”陈金芳坚持说，“再说，你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呀。”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拒绝：“还是算了吧……西门庆和潘金莲搭上以后，王婆就别跟着裹乱了。这点儿眼力见儿我还是有的。”
陈金芳笑了：“再胡吣，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照我的理解，无论是她先前说的“一定要重谢我”，还是刚才非要让我作陪，都是嘴上的气话而已。她不想造成把我用完就甩的印象，但事实上，我本来也没想通过帮她的忙而得到些什么。出于本能，我甚至不愿在这种事情里搅得太深。
又过了两天，我刚下班，正打算一个人去随便吃点儿什么，陈金芳的电话又打过来了。她让我火速赶往b哥在东四的四合院。我再次推托，她却说：
“叫你来，纯粹就是为了吃饭。你放心，事儿我们都谈完了，再不会麻烦你了。”
一旁的b哥也接过电话帮腔：“谈事儿你不来，吃喝玩乐你也不来，这就太不像一个称职的帮闲了。”没有办法，我只好调转车头前去赴宴。b哥那个地方很好找，就在团中央下属的一家出版社附近，是整条胡同里最具地主老财气质的宅院：朱门之上常悬着张艺谋风格的大红灯笼，左右两边各立一只汉白玉狮子。只可惜家里没人的时候太多，狮子上已被贴了不少“一针见效，三针痊愈”的小广告，还有不知谁家孩子稚嫩的书法作品“×××我操你妈”。穿堂过院，随处可见雕梁画栋，整套鸡翅木圈儿椅散落在树下任它日晒雨淋，不知从古代哪位显贵坟上偷来的石碑旁，趴着好几只没屁眼儿的蛤蟆。对于这些荒谬的摆设，b哥自有他的解释：
“蛤蟆是招财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至于那个碑，我也不嫌它不吉利——雍和宫那边一瞎子说这宅子过去是一贝勒府，而我祖上贫寒，恐怕镇不住它，得请进一位有身份的帮忙压压场面。”
来到正厅，我看见b哥的某位姨太太正穿着大红苏绣旗袍，指挥丫头老妈子摆酒上菜。陈金芳和b哥也从厢房里踱了出来，脸上都挂着不甚自然的笑。我故意不提他们买卖上的事儿，见面就说起了废话，而他们也会了意，笑嘻嘻地东扯西扯。不过从陈金芳那如释重负的表情看来，她对这次约谈的结果很满意。
她又没带胡马尼一起来，所以偌大的八仙桌旁只坐了四个人。席间，b哥携其姨太太频频举杯，刚开始还是分别敬我和陈金芳，后来就是同时敬我们两个人了。那位姨太太脑袋有点儿糊涂，甚至说出了“两口子敬两口子”这样的话，弄得我好不尴尬。后来她到卧房去“补补妆”时，我忍不住刻薄了一句：“没一对儿是明媒正娶的。”
“我就喜欢你这张缺德的嘴。”b哥已经高了，哈哈大笑地再次举杯：“那就狗男女敬狗男女好了。”
陈金芳居然面不改色，端起仿古鸡缸杯跟我们碰了，优雅地一吸而尽。随即，我感到自己的胳膊被她狠狠地掐了一下。再往后，她和b哥又不自觉地谈起了生意细节，我也被迫听懂了他们那桩合作的来龙去脉：近些年来，欧洲各国对清洁能源投入很大，造成了我国的地方政府迫切地上马相关工程，从而也给一些闻风而动的投机分子留下了运作空间；b哥在北京聚拢了一些人的游资（陈金芳也是其中之一），到江苏控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属企业，并放出风声，号称将其从塑料制品转型为太阳能光伏产业；他们真实的目的当然不是投产之后出口创汇，而是利用这个噱头拉到更多的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从金融领域套取暴利。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偷偷瞥了陈金芳一眼。b哥从事的勾当我早有耳闻，而眼看着陈金芳也“玩儿”到了这般境界，还是忍不住让人瞠目结舌。我对我们民族妇女的判断，也在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她们除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这些传统美德，而且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中都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必定会勇敢、果断地站到浪尖儿上。比起她们，大多数男人都应该感到汗颜。
而看着陈金芳那“花媚玉堂人”的样子，我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恍惚。在社会上混迹了这么些年，我曾经见过很多改头换面的成功者，但他们无论身份、相貌乃至举止发生了多么彻底的变化，终归无法将最初的模样完全抹掉。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对面的b哥。他如今已经贵为生意场上的“大鳄”，但我每次看见他，都会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在大学宿舍里，他靠玩儿牌作弊骗我香烟的猥琐模样。而陈金芳不同。面对着现在的她，我已经无法想起十来年前站在我窗外听琴的那个女孩了。当年的她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存在，但现在的她却获得了某种决绝的能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完全割裂了——那类似于动物界的“变态发育”，人们都知道蝴蝶是毛毛虫破茧而出的结果，但有谁看到花蝴蝶时，第一反应是毛毛虫带来的恶心呢？在我的潜意识中，“过去的她”和“如今的她”已经变成了毫无瓜葛的两个人。当着外人的面，我会叫她的新名字陈予倩，并且叫得越来越自然，根本无须通过“陈金芳”这个旧代号转译了。
因为无须和不相干的人敷衍，那天的晚饭大家兴致都挺高，喝完一瓶白酒，b哥又叫人开了两瓶红酒。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院儿外发出一声闷响，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接着，一个中年妇女操着字正腔圆的京腔骂起街来。
b哥问是怎么回事儿，片刻保姆进来回话，说是“咱们的人”停车时把隔壁大杂院儿门口的咸菜坛子给撞了。大家跟着b哥踱出门去，只见陈金芳的英菲尼迪斜着停在胡同里，前保险杠底下散落着一摊乱瓦。在浓郁的咸菜味儿里，胡马尼正笨嘴拙舌地向那妇女解释着。看起来，他是为了躲避那俩石狮子，才制造了这起小事故。
那中年妇女倒很有不惧权贵的气节，看到b哥来了，益发跳脚儿乱骂。直到姨太太给她塞了几百块钱，她才心满意足地凯旋。而这时，陈金芳则不好意思地向b哥抱了个歉，然后把胡马尼叫到几丈开外的墙根说起话来。
俩人都压抑着嗓门，因此声音里带了一种紧张感。陈金芳好像在责怪胡马尼不请自来，胡马尼却一反常态地跟她争辩起来，说的是一嘴湖南土话。话赶话地锵锵了几个来回，陈金芳的声调高了起来，她指着胡马尼的鼻子说：“你管得着我吗？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受了呵斥，胡马尼僵着脸回到车上，咀嚼肌被咬得凸起来一块。陈金芳则嘘了口气，笑盈盈地回到我们面前，对b哥解释：“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这孩子一直跟着我，怕我喝多了回不去，就自作主张接我来了。”
“人家也是好意，精神可嘉。”我在一旁打了个圆场。
b哥就势宣布晚餐结束：“反正正事儿也谈完了，往下咱们都上着点儿心就行了。”
陈金芳郑重地和b哥握了握手，忽然又凑近我，低声说了句“我肯定得好好儿谢你”，然后便娉婷地转身回去，上了胡马尼的车。他们驶走以后，b哥让姨太太赶紧泡上茶，要留我再坐一会儿。从正厅转移到一蓬郁郁葱葱的葡萄架子底下，我忽然察觉到b哥的脸上变了颜色，不再是一派虚伪的随和，而是三角眼里带着几分货真价实的关切了。在这般年纪看到他这副表情，我都有点儿不适应。
他拿出烟来递给我时，开门见山地来了这么一句：“你跟那女的什么打算？”
我一激灵：“你什么意思？觉得我们俩合伙儿骗你钱吗？”
“不不不，我说的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像受了冤枉似的扬声道：“没关系呀。你是不是看谁都有奸情啊？”
“我看你对她也挺有感觉的，眼神儿都迷离了。”
“我迷离的时候多了。”我顿了顿，低声说，“不过眼下的自在来之不易，我才不愿意再跟谁‘绑定’呢。”
b哥的脸色缓和了一点儿，笑了：“那就好。我就是提醒一下你，哪怕她对你有意思，也别轻易上套，她跟一般人可不一样。”
我不想问，但又忍不住：“你从她身上看出什么来了？”
“那当然。下午谈生意的时候，我已经把她的道儿给盘出来了。她对我说以前在广东办过服装厂，现在转到北京做艺术品投资，那些一听就是假的。她虽然说得天花乱坠，但关键性的地方全都含糊其词，骗骗外行或许可以，在我面前可耍不了花枪……不过这也不妨碍我允许她入股手头儿的这个项目，反正坐庄的是我，想跟进的必须得拿出现钱来。让我有点儿拿不准的，恰恰是她在这桩买卖上的态度——她的赌性太大了。我已经看出她没什么钱了，东拼西凑能拿出来的，统共也就那么一千来万，而她竟然想要把这些老本儿全都押进去。你知道，这种投机生意的风险很大，从坐庄的到跟庄的，没人把身家性命全扔里面，大家用的都是闲钱。亏了就伤元气的人，说白了根本不配跟着我们玩儿。我已经提醒过她了，可她坚持要参与进来，这几乎可以称为疯狂了……”
b哥的话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但我没再说什么，醒了醒酒就告辞了。此后的几天，陈金芳没再联系我，我也尽量不去想她。她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旧相识，跟我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情，我帮过她一点儿忙，但帮过了也就算了。这是我和她之间关系的理性总结。哪怕她一意孤行，我也没有规劝她的义务，更没有干涉她的权力。
然而某天在办公室划拉着手机玩儿，我却又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金芳的电话。对方接了之后，首先传出来的是沸腾一般的嘈杂之声，远处还有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音乐。
陈金芳拐到一个安静点儿的地方，才对着手机喊话：“有事儿吗？”
“也没什么事儿，”我的嗓门也随之高了起来，“就是问问你和b哥那个事儿进展得怎么样了。”
“非常顺利，”陈金芳喜气洋洋地说，“合同早就定下来了。”
她接着告诉我，看在我的面儿上，b哥许诺给她相当高的回报率。眼下，他们这些股东正在江苏出席和政府的签约仪式，她刚和一位副省级干部握过手。我没想到他们的行动有这么快，此时再劝她什么也是白搭的了。于是我简短地说了些祝贺的话，就要挂电话。
“你放心，该谢的人我一定要谢到。”她叮嘱似的说。这话突然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她不会认为我是在讨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