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大队农技员虽不算干部，但能脱产指导全大队的农作物栽培技术等相关农技工作，是比一般大队干部还稳固的、不需要参加劳动的技术干部，每年还能拿到和大队强劳动力同等的工分补助。
我和他同吃同住半年多，发现他确实挺精明的。不过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从集中那天开始，一直到育种结束返回，他都特别热心地帮助我，让我少了许多麻烦。
此外，还有方知堂、桂宝生两人，1975年就和我一起担任公社团委委员，如今都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这个临时组织里，除了宫主任，就数他们身份地位高些。
高中部的同学也有两个，丰收大队的郑干书和沟南大队的万道久，大家毕业一年后又聚在一起，相处起来自然比别人更融洽。不过，相聚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只有东方大队的冯威志年龄较大，和我父母差不多，他不是去学制种技术的，而是担任炊事员。
由于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相识相知了。
我们这一路的行程安排是统一的，有专人负责打前站。
每个人只需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其他跟着队伍走就行。我以前在家从不操心个人琐事，虽然当时全社会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我一直依赖父母，从未为吃穿等生存问题发愁，过着低水平的衣食无忧生活。
现在独自在外，真的很不适应，经常丢三落四，多亏有几个熟人和朋友照应，不然就狼狈不堪了。
我们育种的地方乃是海南的乐东县。全市所有公社皆分布于此，我们淮上县的队伍在九所公社，而河口公社则在大山脚大队。
我们一行二十八人被分为两个组，一组安置在山脚大队三队，我与宫主任便在这一组，具体出工事宜由桂宝生副书记负责。
另一组则由方知堂副书记负责，他们在二队。这里的二队与三队居住距离仅一墙之隔，农田亦是田头相接。因我们制种单位占用这两个队的耕地进行制种，在这段时间里，观上使这两个生产队融为一体。
此地之人的生活方式与家乡大不相同，他们并非如家乡人那般按村落群居，而是居住与工作单位相互混杂，仿若城里人一般。
比如三队中间竟有五队的社员，五队之中又有一队、二队的社员，相互交叉聚居在一个山凹子里，这便是“山脚大队”名字的由来。
初至此处，这里的一切让我既感新奇又觉不适应。我努力尝试去适应这陌生的环境，学着照顾自己，也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与熟人。
我深知，在这陌生之地，唯有依靠他们，我方能熬过这段艰难时光。
我们这群初来乍到之人，个个显得有些拘谨。县里带队的是施天锡和唐河，他们皆是县农委的工作人员。
首日开会，除了按行政会议惯例讲些大道理与套话之外，施天锡作为淮上县海南育种临时党支部书记，还提出了四点基本生活规范。
其一，所有育种队员在海南期间必须三人以上才能进行劳作活动，任何人不得独自行动。这仿佛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束缚着大家的行动自由，然而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量。